HSC E-Paper vol.139-生活花絮
移動中的的故鄉-從東勢宅一隅解讀社區認同
2015經典閱讀-人類學小論文 作者 李逸涵
前言
此篇短文筆者並不會將其視為小論文，基於時間以及地理空間所限以致所呈現內容的脈絡容易出現斷層或者篇幅有狹隘之嫌，而且由於對於報導人的資料掌握量上仍嚴重不足，因此在社區本身的脈絡掌握僅能就外在的大時代演變來做了解，對於聚落內本身的衝擊接觸及並存尚未能找出過程，再加上此篇所紀錄之對象為筆者所成長之聚落，寫作的動機更有一部分出自於對於原生聚落的紀念，所以與其說是一篇論述性的文章，在意義上也許會更偏向是村莊史摸索以及回憶之紀錄，如果在資料呈現或者論述過程中有顯得疏漏或者訛誤的部分，還請教授指導，謝謝。
導論
本文擬用東勢宅作為解讀社區認同概念之對象，原因主要來自於其發展之變遷，以及筆者自身從成長以及移動的過程中解讀出的社區認同情感。如從其村莊的發展脈絡中看來，我們可以從古地圖以及口述歷史的紀錄中解讀出一個以漢人屯墾集村為導向的原生聚落，在進入日本時代、政府積極推動現代化以及制度化的同時，因為象徵農業政策執行的糖廠擴建，所以在日治時期尾聲向南遷村，並依此為現代化時期，甚至是當代的發展主要紋理。不過，由於產業發展的變化，以及在現代化過程中連帶的交通改善，使得此聚落因為個人的移出而逐漸解構，一方面卻也在不同方面體現了對舊有社群的認同，實可在東勢宅發展的紋理下，亦看出臺灣大時代下演進的脈絡。
由於手邊可取得資料之限制，筆者擬將對於東勢宅之探討以其發展過程以及村內角頭勢力為探討的主要對象，並藉由報導人的描述以及地名辭書的輔助，理解當地居民對於聚落本身的社區認同在時代以及世代上有何異同，並試圖以大時代衝擊所帶來的漸進式框架解釋歧異點所形成之原因。
正文
東勢宅發展史
東勢宅位處善化區北側，從現存之日治時期戶籍謄本以及地方信仰[1]知其為漢人為主的聚落，地形以曾文溪沖積而成的平原為主，因此在目前存有最早之地圖資料中，聚落為臺灣南部平原常見之集村形式，其形成原因可能與南部取水不易，故以水源為主要聚居地有關；然而，若顧慮到善化地區本身過去為目加溜灣社的分布區域此一史實，再加上東勢宅附近與平埔族分布有關的地名之存在的話[2]，亦有可能是建立在原平埔族聚落基礎上而形成之「漢蕃交代村落」[3]。不過，對於村莊本身的記載並不多，因此對於其最早的聚落規模成形，僅能追溯至十九世紀中葉[4]，對於上述推論，僅能以將現有的地理資訊以及聚落研究成果納入討論，並沒有辦法進一步證實，僅能就目前可得之書面資料進行整理與推論。
由於清代對臺治理策略前期為消極之「為防臺而治臺」，後期為國際勢力衝擊，因此在晚至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進行一系列被動的建設如防禦體系及主動的開山等措施，因此若以清代留下之方志在地理資訊的呈現上，反映出清代對於治理重點如水圳[5]、官署等的側重，象徵此時其官方控制以及治理重點在於公共、經濟的中心，全面性普查的未出現一方面可能是政策性的消極導致人力不足，一方面又可能直接來自舊帝國的治理習慣。
對於東勢宅有書面且可信的紀錄要等到日治時期地理上普查的體現以及戶籍系統的建立，而這樣的建制實際上來自於國家力量的向下紮根以獲取土地資源或者間接控制權，以達成殖民主義發展的動機[6]。如就日治時期留下的地圖資料分析，在現存最早的1904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7]中，東勢宅位於六份寮庄，介於六分寮、田寮以及溪尾之間，在1940年未遷村之前皆在地圖上維持著近乎固定的聚落範圍，並有20至30戶之規模[8]，經濟活動主要以檳榔以及荖葉種植為主，而建築形式多為單一廂房，少數（四戶）為完整之三合院，聯外交通原有連接上述聚落之便道，爾後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此道路之基礎上鋪設了客貨運功能合一之輕便鐵路，甚至有連接主要街市之支線，而有報導人指出過去其伯父常利用鐵道至善化街上買菜之經驗[9]。
在1940年，依照報導人所述，因為原位處聚落西邊的糖廠（時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灣裡製糖所）擴建倉庫，因此舉村南遷至現今位置，與既有聚落「新厝」合併，仍稱東勢宅，建築主要為「am-pia-tsu」，意即類似浪板之錫片所建成之房屋，為當時拆遷留下之舊建材，形式則皆為三合院，而聚落之範圍以及家戶形式基本在此時期確立。由於遷村之後的聚落架構大致成形，因此在1940年後的聚落發展，將在下一節中與空間關係一併討論。
東勢宅內角頭特性及聚落形式
現今的東勢宅在地名檢索系統[10]所呈現之資料中，有兩筆與村內的角頭有關：「李厝」以及「新厝」；然而，此部分僅僅描述了約半數的聚落，並未涵蓋到整體。事實上，依照目前所蒐集的田野資料，整個聚落原生的居民主要姓氏為李姓、鄭姓以及胡姓，並有由附近村落嫁入之異姓人家，而李姓為「李厝」的主要姓氏，胡姓則代表了「新厝」的勢力，然而對於鄭姓人家並未蒐集到有特殊的指稱。事實上，筆者在訪問來自鄭姓角頭的報導人時，注意到報導人對於李厝以及新厝皆有積極或繁盛的印象，但對於自身所存在的角頭並未有太多描述，甚至會認為鄭姓聚落有較前兩角頭落後之印象，關於這觀點的形成推論詳見第三節。在綜合田野調查結果以及地名檢索系統之資料後，得知原在此範圍內之新厝胡姓係為耕作需要，遂在十九世紀末[11]自鄰近之溪尾遷移而來，而東勢宅與新厝之間有直接的便道來往。東勢宅在1940年遷村後，與異姓的新厝合併，成為現今所指的東勢宅。然而，在空間上並未出現明顯的分際或者廊帶，在建築樣式呈現上也一致的採用三合院，共同的建築語彙反映兩村庄可能因早先的交流而在合併時未有太大衝突[12]。現今聚落家屋型態主要由混凝土造三合院構成，為約三十年前[13]改建，但有少數家戶改建成樓房，並有少數家屋為後續在可用之建地上所新建，形式亦為新式之透天厝，且在聚落北面有外來建商興建、出售，並有外來者移入之透天厝，甚至有原居民為產業所需而興建之鐵皮屋倉庫，呈現了在臺灣現代化的過程中，由於產業結構在進口替代、出口擴張等政策以及技術層面的支持，因此逐漸由農業過渡到工商業，而原有農業聚落之景觀則因此轉變。
從各世代解讀社區認同
對這部分描述的動機除了一部分來自黃應貴[14]對於布農人史觀由意象過渡到線性描述的對照外，有更多部分來自於黃應貴[15]對於當代布農人的情緒寫照，以及在地方社會被新式資訊傳播、交通所構築起的新秩序所超越而再結構時地方社會的轉換過程，這一部分時可與東勢宅之案例做一對照。事實上，在訪問過程中，報導人在與屬於東勢宅較年輕世代的筆者對談時，曾說了一句：「咱庄頭的少年人外流很嚴重。」讓筆者意識到生長時代的不同造就世代間對於聚落的認同有不同角度之切入，並在聚落逐漸崩解的同時，以東勢宅子弟的身分為東勢宅留下紀錄。以下將著重在個人之經驗之探討，以比較各世代在不同時代背景以及結構下所形塑的認同感。
以日治時期出生為分期，屬於此世代的報導人在描述聚落史時，是以個人之年齡以及民國紀年作為時間之參考基準，一方面顯示出對於歷史事件的認定為外在事件變化之於個人生命的經驗，為意象式的重現；而以民國紀年為基準的事件描述，則顯示出日治時期或者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的教育系統所養成之線性史觀概念在事件時間定位上有所影響。而筆者在與報導人談話時注意到以個人年齡為描述基礎的事件有個人化的傾向，如遷村、婚姻遷入等；而以民國為紀年者，則為描述他人事件，如提到某家人涉及挪用公款的事件時。這些「知識」的形成與例行性的談天交流有關，筆者常見此一世代的老人家在雜貨店或者家戶外聊天，而內容除了與耕作的時令、技術知識外，更有聚落內消息的傳遞。另外，當報導人在描述聚落整體時，除了強調東勢宅之風水好以致於出了許多人才以外，更能對於全村人家的居所、子女甚至於上述人才之出路詳細描述；不過，當報導人提到新厝人時幾乎都對新厝人有種「團結」的印象，而對於李厝則是認為家族盛繁，有鄭姓報導人認為其家族裡出現從事法官、老師等後代與嫁入之李姓祖先有關，甚至傳說其祖先曾傳奇似的發現黃金。綜合上述對於歷史事件的認定，顯現出在此一世代的成長環境下，個人的經驗與歷史緊密結合，甚至在某些事件的認定上，個人的推論以及猜想大於歷史本身的客觀性，而聚落在此時仍作為一個社會的群體，甚至可以說是生活的重心所在，但又因為國家化的教育，因此除了個人式、聚落式的描述語言外，更參雜入國家紀年方式以及線性的史觀。
若以1950到1980左右為時代劃分，此一世代的報導人與前一時期仍保有意象以及線性並存之時間觀念，然而在事件的再現上，則漸漸有角度的轉變。在前一時期的報導人傾向於整個聚落而言，甚至呈現了聚落一些較為有發展個人的故事，最後並歸因於屬於社區總體性的「風水」；然而，在現代性影響的時期，個人逐漸走出聚落，除了當兵、讀書等促使外流的力量外，與時代變遷有關的工作需求也造成現今東勢宅普遍人口老化的現象。即使是以團結為著稱的新厝，在其宮廟裏頭，仍可以發現捐獻的名單上有不少在外生活的胡姓人家。但是，離開原生家庭的經驗似乎有讓報導人對於家的印象大於聚落的趨勢。報導人仍可以指出聚落內其他家戶的姓名、職業等等，然而在事件的再現上則傾向描述與家人的互動關係，而且前面所述的其他家戶，事實上也多僅限於堂、表關係的親戚，對於聚落的遷村史幾乎不瞭解，僅知道有這件事情，對於聚落的情感紐帶僅建立在對人情感的基礎之上，而宮廟祭祀時的參與度也遠少於前一世代。
若以二十世紀末為分期，則可以呈現此一時期的居民在新自由主義的架構下所形塑的社區印象。若只單純以外在環境之驅力觀之，其實此一世代的居民在就學、就業等環境之影響其實與上一世代相去無幾，然而新時代的觀念塑造以嶄新的傳播途徑傳入，事實上，傳播工具如網路、手機等之普及讓個人對於社會或者是外在世界的認識遠大於對聚落本身的向心力，因此對於聚落內社群關係的認知僅僅限於自身成長家庭以及少數家中長輩來往之家戶，而對於宮廟的祭祀活動也因為當代對於宗教的認知個人化、情緒化導致的新興宗教興起與既有宗教組織沒落而僅僅只是參與形式上的活動，對於社區宗教活動的參與大多只是因長輩之陪伴前往，滿足娛樂心理以及短時間的功利需求反倒是參與的心理反映。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成長過程中若遇有宮廟「賞兵」祭祀活動時，多半是由筆者祖母帶領前往，而筆者在這些祭祀活動中較有印象者，除了少數神秘儀式如起乩外，多為廟口之布袋戲展演，以及結束後撒糖果硬幣的活動，娛樂性質實大於宗教或心理方面需求；而若是自行前往之儀式活動，則幾乎是遇重大考試的祈求，平時則無任何參拜之行為，甚至會以「尋求心理支持」的暗示行為來解讀自己的儀式參與。不過，縱使此時聚落在新式傳播途徑的興起而早已被更大的體系所超越，但過去因為長輩所建立起的情感紐帶卻在宗教、社區地域等結構逐漸解構時建立起自身對於社區的認同感。筆者在2009年因為莫拉克颱風導致原生家屋受災[16]而搬出東勢宅，但是由於過去與聚落之長輩有所互動，因此對於聚落印象仍依附在以人為中心的意識上，而在近來由於聽聞長輩逝世而重新興起對聚落、具有危機感的認同。
[1] 以庄內的角頭「李厝」為例，其宮廟之主神為泉州人所信奉的保生大帝。
[2] 現東勢宅西南方向仍存有「社內」地名。
[3] 富田芳郎著，粵華譯，〈臺灣鄉鎮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6卷4期，臺北，1955年6月。
[4] 依照現存之日治時期戶籍謄本而言。
[5] 常條列於農業志。
[6] 黃應貴著，《文明之路第一卷：「文明化」下布農文化傳統之形塑（1895-1945）》，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北，2012年6月，頁164。
[7] 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以下之地圖圖資若未特別註明則來自同一網站。名稱沿襲原網站稱呼以利參照。
[8] 見〈曾文溪河川地形圖（1928）〉。
[9] 報導人之經驗敘述為遷村後之事情，為呈現鐵路此一主題故在此呈現。可惜的是，此處尚未能取得鋪設前後與主要街市集聚落之互動關係，因此未能清楚呈現變化脈絡。
[10] 為內政部所擁有之「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見http://placesearch.moi.gov.tw/search/。
[11] 報導人指出本庄胡姓已傳至第五代，以世代大致回推時間。
[12] 然而，在村落合併時關於建築樣式由單一廂房為主到三合院主體的轉變過程仍待更細緻的資料佐證與推論。
[13] 請參照第三節〈從各世代解讀社區認同〉
[14] 黃應貴著，《文明之路第一卷：「文明化」下布農文化傳統之形塑（1895-1945）》，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北，2012年6月。
[15] 黃應貴著，《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迄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北，2012年6月。
[16] 此一事件並未讓東勢宅如莫拉克颱風此一與日常斷裂的事件對於東埔社的居民所引起之邊陲意識而團結起來，反倒因為社區裡僅有極小比例的家庭受災，而造成受災的家庭引起自身的邊陲意識，因而以安全為由而搬出聚落。以筆者經驗為例，由於2009年8月8日當晚停電，再加上時雨量超過排水系統負荷、聚落所屬之排水系統未及時開啟，導致自身家屋數十年來首次淹水，因此趁半夜盡速撤出聚落至善化市區避難，但整個李厝也僅只有筆者家庭達到當時認定之受災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