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C E-Paper vol.154-生活花絮

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

2017經典閱讀－政治學小論文 作者　蘇怡雯

「外」省第三代與「新」臺灣之子的雙重身分

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我「親中」的血緣組成時常為一個我容易被「標籤化」的問題，這種標籤化並非是指被汙名化，只是常常使人對我產生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例如在統獨議題上對我的誤解。我的爺爺是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福建福州人，來台後任職於苗栗縣政府擔任低階文官，奶奶是台灣的閩南人，而我父親則是遷台後隔年(1950)出生的外省第二代。至於我的母親則是來自江蘇南京的新住民，父系和母系的血緣使我就血緣意義上而言成為四分之三個「近代」(自遷台以後)意義上的大陸人。

關於我的本土意識之產生

在早些年前台灣省籍意識尚未完全消散時，大約是我國小階段的時候，我常常被認為是國籍上的「台灣人」，但是文化、血統意義上我是一個「大陸人」。總而言之，由於我既不是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純粹的外省人，我變成一個不是那麼正統、全然的台灣人的形象。儘管血緣上沒有與台灣有那麼多的連結，但這並不影響我對這片土地強烈的國家認同及民族意識，我想這與我有一個深綠立場的母親，使我從小到大接觸的媒體資訊絕大部分都是本土派的、台獨意識形態的有相當大的關聯。

安德森教授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到拉丁美洲國家的歐裔移民在構築他們與殖民地的想像共同體時當地報紙是使他們產生「同時」感的重要媒介。這套模式套用到我身上解釋的話便是：身為一個移民後代，即使我與中國大陸有血緣上無法切割的牽連，但由於中國大陸以一種「類似殖民母國」的強權地位，雖然與西班牙與西屬美洲是以國內型態的打壓不同，而是在國際社會上的霸凌，這種因身為台灣人而產生的束縛導致我與其他外省後代產生了身為台灣人擁有悲慘的宿命感。加上耳濡目染的報紙、電視、政論節目、社會運動建築了現在認同本土意識形態的我。

有鑑於我的背景及自身經驗，所以此次想要討論跟家父有相似背景的在台外省第二代的國家認同。

關於外省第二代－台生的世代

相較於在日本殖民時期在台出生的日人我們會稱其族群為「灣生」，國共內戰後遷台的外省第一代來台後所生之子女名字常常被取名為「台生」(如:年代電視董事長 練台生、國民黨立委 施台生)，而這群約在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外省第二代，其實從他們的名字命名中便可看出這個世代是最容易有國家認同障礙的一個世代。通常我們替孩子取名會把孩子的特點給放入名字裡面，顯然地這群外省第二代的特點就是它們是在台灣出生的一個世代。如此強調一個人的出生地的特殊性其實也暗示著其父輩外省第一代認為他們在台灣出生是具有「紀念意義」、「特殊性」的一個事件。也就是說這群外省第二代在想像中是不應該在台灣出生的，他們原本應該是在中國大陸出生的，而賦予他們「台生」之名也是為了當未來能夠反攻大陸重回故鄉之時，能夠回憶起這段在台灣的特殊歲月的用意。因此，這群台生外省第二代從小便認知到自己出生的台灣是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他的祖國故鄉應該是海峽彼端的秋海棠。

但是與外省第一代相異的是，外省第二代缺乏父輩經歷抗日、剿共、遷台、撤退等等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中所經歷的共同記憶，他們只能通過父親們講述的故事和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宣傳去想像那個曾未見過的故鄉。對這代人來說，從小就聽到的光復大陸、拯救水深火熱的對岸同胞這些統戰話語，不斷地灌輸他們對於大陸的責任與義務，而台灣則是一個類似於跳板的地方，久而久之減弱他們對土地的認同感。可是對於大陸缺乏足夠的想像素材，他們無法想像那裏的人們生活型態、文化是怎樣的，然而他們每天生活的空間，能夠「同時」想像的共同體－台灣，卻一直被否定這不是故鄉。這種可想像的地域不被允許認同，不可想像的地域卻強制形成認同，對外省第二代造成對國家認同產生嚴重的困惑與迷茫。

舉家父的例子來說，他定調自己的身分為「中華民國台灣人」，這裡指的中華民國是包含大陸地區的那個國家，而非我們現今普遍認知的只有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家父以一個外省二代的身分表示，他認同他來自福建的血緣關係的羈絆，但又有自己生長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無意識產生的情感，所以他們便產生對於國家的雙重認同，兩者無法割捨其中任何一個認同，必須同時存在互補解釋的一種國家認同，也就是在遷台前框架下的中華民國台灣人。

當然在外省第二代的族群中，也分為社會階層較高與較低的兩種階層，高等軍官將領的孩子與基層士兵的孩子生活經驗的天壤之別對國家認同也產生了影響。高官子弟的優渥生活條件以及其單一的受教、社交環境跟中下階層的外省第二代生活在眷村以及與閩客族群一起就學的成長過程能讓同樣是外省人對本土認同的強度有異。

試想一個就讀再興中學的外省二代，他平時的人際圈絕大多數接觸到的都是國民黨籍的官家子弟，能與閩客族群的接觸相處的機會減少，而這群子弟畢業之後也有極高機率是為黨服務或進入軍公教體系工作，晉身到另一個以外省人為主的環境中。雖然外省人的集中並不一定能加強他們對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但相對地他們失去了增強「台灣」本土認同的機會。而如同家父的成長經驗類似的中下階層外省二代，他們與本省人、原住民一起就讀一般的公立學校，生活圈也有較多與本省人交流的機會，使他們對於本土認同的接受度較高。例如：我父親由於生活在苗栗，因此成為一名台語和客語皆十分流利的外省人。但同樣身為外省二代的馬前總統，就因為成長背景不同之故，台語及客語就必須等到步入政壇之後才有學習的機會。「語言」是接觸、認同一個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對於當時台灣是以台語和日語較為普及，且不一定每個台灣人都會說普通話的情況下，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語言隔閡也造成彼此錯失了解溝通而導致族群分化的原因之一。

前述觀點是我藉由自己的經驗去得出的一些關於外省第二代國家認同之淺見，當然身為經常被貼標籤的外省第三代的我，在此也要強調我們不應該帶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去以一個人的身分或族群去界定他的認同及思想。例如：在外省族群中我們也看到有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的組織，又或是《看見台灣》紀錄片導演－齊柏林先生用生命去紀錄這片土地的美麗。國家認同的構成背後有太多的歷史因素及社會大環境的身不由己，我們應該懂得體諒他人的立場，試著用包容同理去淡化分化的族群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