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C E-Paper vol.156-生活花絮
烏托邦於不同歷史背景下的多種定義
2017經典閱讀－歷史學小論文 作者 謝筱君
一、前言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1478-1535）於《烏托邦》一書中透過拉斐爾此一角色形塑一個擁有完備制度、自給自足、人民樂於追求知識且和諧共處的地方，且認為是一個理想的社會。然而筆者認為：摩爾的烏托邦所表達的理想並不適用於所有社會。此觀點相信摩爾也察覺到，他在第二篇結尾以作者的口吻對烏托邦的優劣語帶保留，本文將從幾個面向呈現筆者觀察到的「摩爾的烏托邦理想中的矛盾」，而後嘗試舉幾個例子，或用以闡述烏托邦其本質意涵在不同社會下所呈現的樣貌，或點出烏托邦除理想制度外同時也有建構者疏忽的缺點，歸結出不同社會建構不同樣貌的烏托邦之可能目的。
二、摩爾的烏托邦
首先，烏托邦內每一個人都做好自己那部份的工作，使整個社會達到盡善盡美，沒有不事生產的人，這讓職業之間無分貴賤，一定程度上突破階級之概念，並且因為生產成果為所有人共同享有，也就是財產公有，如此，金銀便失去實用價值（社會為了市場交易而賦予之價值），對他們來說鐵才具有實用性，[1]於是人民不崇尚金銀，乃至於摒棄金銀，以為只有罪犯才佩帶金銀。然而，縱使他們自己不會視金銀為財富，他們卻清楚金銀對其他國家的意義，能利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道理，雇用、收買他國兵民，於戰場上「發揮效用」，協助將烏托邦的損害減至最低，且取得最大的成果，具體作為或於最後順位才派遣本國人民出兵，[2]或避免於本國國內發生流血衝突[3]等，這些考量莫不是以本國利益為優先[4]，固然好，但獨善其身的另一方面，卻更加印證「烏托邦」代表的仍然只是部份人的理想。
除此之外，他們也施行「奴隸制度」，粗活、不潔的工作皆由奴隸承擔，原因是烏托邦中理想的人民天性純潔，不容屠宰的行為或粗重的工作泯滅天性。還有「殖民制度」，說是尊重各國人民的權利，願意接納殖民地人，但張開雙臂的先決條件卻是要對方改變原本生活方式，頗有歧視意味，不服從乃訴諸武力，如同對付異類、敵人，好似當年帝國主義的日本以鞭與飴之政策約束台灣一般。家庭、宗教方面亦留有作者思想的痕跡，
上述是筆者觀察到的不合理，即便這些制度在烏托邦人民眼裡再完美不過，這種差異的產生源自於對社會認知上的不同，我們依照我們認知到的不美好的制度，去批判、去省思以及針對問題去改變，因此，即使摩爾對這些制度同樣有所顧慮，但他也許更想強調：烏托邦的制度相較於他的時代的一些制度是多麼好。理想本身無一定標準，根據個人或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會產生一套與衝突、困境、衰敗相對應的較好的「理想」。以下筆者將舉數個被建構甚至影響後人去實行的「烏托邦」以說明此論點。
三、不同社會定義的烏托邦
柏拉圖（約427B.C.－347B.C.）以為現實世界是更高層次世界（即理想國）所反射的陰影，不明言現實世界的好壞，然而「陰影」確實代表「光明」的另一面，生逢伯羅奔尼薩戰爭，雅典城邦的戰敗、老師蘇格拉底被判死刑，讓柏拉圖對雅典的「民主政治」失去信心，在理想國中可見許多與雅典的制度和伯羅奔尼薩戰爭的影響可相呼應之處。
例如，理想國採行共和體制，筆者認為此為作者有感於雅典民主的腐敗，柏拉圖以雅典民主制度可能使非理性、主觀的意志影響政治決策，[5]故支持共和體制。又如，書的開頭亦提到理想國是一個能夠自給自足的社會，筆者聯想到雅典城邦相較於斯巴達，不適合農作生產，除了漁業，糧食大都倚靠海外貿易，當戰爭等事故發生，容易導致城邦內糧食匱乏，所以自行生產成為理想國的基本條件。
又如《桃花源記》中，陶淵明（約369－427）描寫的世外桃源，作品反映戰爭與苛政的摧殘下人民心之所向，暗自希望有一處可遠離艱困處境的理想國度，對於戰火肆虐、民不聊生的景況而言，簡樸、與世無爭的生活就稱得上是理想境界，此一借古諷今之作，既是身處東晉的陶淵明建構的烏托邦，也可作為當時為了逃避秦朝暴政的人民的烏托邦。
上兩個例子顯示不同時代背景的人設計的不同樣子的烏托邦，筆者進一步推想，烏托邦象徵一種理想，那麼這種理想是否僅侷限於具體的空間呢？若不然，諸如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等抽象的思維，是否也是提倡者心目中的烏托邦？此一思考面向留待後續再行討論，暫不於此篇短文中敘述。
四、不盡理想的烏托邦
因為現實社會存在衝突、不美好，引起學者提筆建構心中理想的烏托邦，透過建構烏托邦，反映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然而，各種形式的烏托邦卻也可能產生更嚴重的、與希冀解決問題的出發點背道而馳的新的問題。
筆者在此以美國社會種族問題為例，說明舊有價值觀的餘燼仍有能力燒得被壓抑的族群滿身傷，現代美國反省過去種族主義下的歷史錯誤，提倡進步自由的價值觀，形塑族群和諧共存的烏托邦，受到廣泛且熱烈的關注，本該達成理想，消除族群間歧視與對立等問題，然而，根深柢固的白人中心主義在現代社會新建立起的價值觀中，雖然被唾棄，卻有不少人表面上喊著種族平等的口號，仍繼續舉著白人至上的旗幟，或是無意識地繼續戴著有色眼鏡來區別人類。其中，縱使仍有成功去除偏見的人，也容易因多數人的作為而使進步的聲音難以伸張或走向極端。Rich Benjamin曾提出他實地走訪白人社區的觀察經驗，並稱之為「白人烏托邦」，[6]那些地方的人對他很友善，但仍有種族主義之作為，例如他仍得透過通訊軟體來訂購住宿（能不事先透漏黑人身分），對待個人和對待整個族群可能產生不一樣的態度，可見此一思考模式依然影響著社會，不單是問題沒有根除，甚至讓長期佔有優勢的族群與被壓抑的族群之間處境更複雜。
五、結論
至此筆者所言的烏托邦不僅指摩爾建構的烏托邦，乃是對應於特定社會的各種理想。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J. Meisner，1931-2012）曾寫道：「在道德上，烏托邦或許是＂福地樂土＂，而在歷史上，他卻可能是＂烏有之鄉＂。」[7]不同社會藉由形成「自己的烏托邦」訴說理想，也許不存在，也許未必真正理想，但仍可追求，因為理想的塑造意味著個人或群體的自省、警覺，意識到身處的社會具有待修正的價值，而在形塑理想的過程中，如何能不重蹈歷史的錯誤，便是身為烏托邦設計者的人們需要妥善思考的問題了。
[1] Thomas More，《烏托邦》，郭湘章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7），頁101。
[2] Thomas More，《烏托邦》，郭湘章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7），頁127。
[3] Thomas More，《烏托邦》，郭湘章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7），頁129。
[4] 其中烏托邦人認為查波利人為作戰而亡對世界人群是好的。（頁126）
[5] 周洪祥，〈論古典學者對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評〉，《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頁69：「雅典的民主存在於人們的思想和制度的實踐中，但並沒有形成系統的民主理論，所以相對於共和主義，雅典民主缺乏制度和法制的支持，因此會導致領袖和人民的腐敗。」
[6] Rich Benjamin. Searching for Whitopia: An Improbable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White America. New York: Hyperion, 2009.
[7] Maurice Meisner，《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陳銘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