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C E-Paper vol.142-生活花絮

台灣主流媒體的象徵資本與媒體場域探討──有線電視新聞的研究

2016經典閱讀-社會學小論文作者凌心耕

一、前言

媒體自由是維繫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台灣高中的媒體識讀課程提及媒體具有「資訊管道」、「監督政府」、「公共領域」等功能，媒體也可透過議題設定、預示效果、框架效果、沉默螺旋等方法影響民意，對民主社會有大範圍影響力的媒體，理當受到權力的制衡、各界的監督，並不應形成壟斷。

然而，若用布爾迪厄的階級理論來檢視台灣媒體界，主流媒體透過選擇性報導、大範圍暴露等手段形成並維持自身的宰制階級，對其他非主流媒體產生排擠，影響了台灣的媒體自由。

本文針對主流媒體中的有線電視新聞進行探討，用布爾迪厄的象徵資本概念來分析有線電視新聞公司的運作，並從象徵資本往外擴大，簡單勾勒出台灣媒體界的鬥爭場域，包括政府、企業、公民團體等非媒體機構在此場域的角色。

鑒於繳交時間的緊迫，本文僅對有線電視新聞做粗略的探討，從吳浩銘與林采昀合著的《媒體生病了：台灣新聞環境的症狀與回應》與其他簡易取得的網路資源中，尋找用以建構或解釋台灣媒體場域的資訊，本論文所忽略的其他重要的媒體場域運作細節，有待日後的補充。

二、象徵資本的組成與影響

在《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中，象徵暴力的解釋是「相當於所有牽涉到名望及認可的一套規矩（像禮遇）。究極而言，它是對其他三種資本之擁有的認可所帶來的信用及權威。它使我們了解到，許多道德規範並不只是社會控制的要求，而且擁有實際效果的社會優勢。」

要解釋有線電視新聞的象徵資本，可以先分別討論有線電視新聞的其他種類資本，再將這些資本組合成一個主流媒體的形象，從此形象對台灣閱聽大眾影響中，看到有線電視新聞的象徵資本。

在經濟資本上，有線電視台大多隸屬於有權勢、有財力的大型媒體集團或商業集團，如中天新聞的旺旺中時集團、年代新聞的年代集團、TVBS新聞台的TVB集團等。個別新聞台也擁有自己的辦公大樓與製播新聞的各種攝影設備、剪輯儀器、SNG車等生產工具。

在文化資本上，若將1999年政府通過《有線電視廣播法草案》視為有線電視新聞發展的起點，至今台灣有線電視新聞已有十七年的歷史，新聞製播技術與相關知識透過資深記者而累積、傳承，製作新聞也有一定程度的專業性，是所謂有線電視新聞的文化資本。

在社會資本上，有線電視新聞公司的規模龐大，記者建立長期與受訪單位的互動關係，如記者的人脈網絡、政府部門對媒體單位的核可，這種關係可能奠基在記者與受訪者的利益交換，也可能是對記者個人或所屬集團聲望的核可。

以上三種資本綜合起來，提供了有線電視新聞台強大資本優勢，不僅有效鞏固自身在電視媒體場域的持續經營，也透過電視傳媒視覺效果強、人民使用度高的特性，在台灣人民的生活各處暴露，建立起「主流」的形象，讓台灣人民就算不完全信任新聞內容，也無法抗拒新聞的影響，或否認這些新聞台的地位。

三、台灣媒體界的鬥爭場域

要分析媒體場域，首先要定義何謂媒體，以上對媒體的定義都是狹義的「媒體企業」，廣義的媒體有個普遍的定義方法：媒體即媒介，凡是傳遞訊息的載體皆可稱為媒體。因此舉凡政府的宣導、公民團體的倡議、企業的廣告、人民在社群網站上的爆料，都可以算是媒體。

用廣義的媒體定義來看台灣媒體環境，以下將探討有線電視新聞如何透過其象徵資本實行象徵暴力，剝奪其他媒體的聲音。有鑑於本研究許多資料來源的分析對象都是包括報紙、電視媒體在內的「主流媒體」，因此對有線電視新聞的描述也將用概括性的「主流媒體」一詞來說明。

勾勒媒體場域的方法，本文用「權力／利益個體」的角度來分析，首先將各個廣義媒體分成第一部門（政府）、第二部門（企業）、第三部門（公民團體與人民），以及狹義的媒體公司（有線電視新聞業者），再分別描述各個體在媒體場域中競逐的原則與互動狀況，最後形成台灣媒體場域概況。

政府除了政策的宣導，執政者也希望主流媒體多報導對自己有利的內容，或減少負面新聞，以利連任，因此政府會用置入性行銷的手法，將政績用專題報導的形式包裝，或塞錢給記者來減少政府與人民衝突事件的報導，媒體高層為了利益而接受這種合作模式。然而，政府也有民意壓力，當《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發起反置入性行銷的運動，政府最終通過《預算法》修法，至少在形式上減少置入性行銷。此外，負責管理新聞媒體的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因為政治角力而無法以超然中立的專業精神運作，也顯示執政黨的行事原則中，主流媒體不是主要敵人，甚至還可能是利益共同體。

企業的運作以獲利為最高原則，或購買專題報導以做置入性行銷，或直接併購媒體，企業希望透過主流媒體控制人民對企業的輿論，如旺旺集團在2008年的三中併購案等。

公民團體的運作主要以議題倡議、遊行示威、政策遊說等方式，以貫徹團體理念為最高原則，為了確保訊息傳達的完全，公民團體常常自己扮演媒體，透過傳單文宣、實體遊行示威、社群網站號召等方式，以另類於主流媒體的管道傳遞訊息。主流媒體與公民團體的關係是多重的。主流媒體與政府、財團有強大「維護既有體制」的共同利益，因此傾向不報導公民團體相關新聞，但當公民團體的運動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如反媒體壟斷、太陽花學運，主流媒體就不得不報導。

人民在媒體場域的探究中，若排除近年來崛起的社群媒體，人民還是一個接收訊息的客體，但人民在組成公民團體外，仍會對主流媒體產生不信任。根據馬國明對2005年台灣腳尾飯事件的研究，人民對媒體普遍存在一種曖昧的信任關係：雖然對媒體依賴，卻存在既非完全信任，亦非完全不信任的狀態。主流媒體在人民心中或許不一定是可靠、可信的，但它的崇高且無法改變的地位卻是無法改變的。

研究將人民信任與不信任的因素分別統整出三項，其中信任的因素有：（一）「媒體訊息必定有所憑據」的既定印象（二）媒體信任大於社會信任（三）不間斷報導促成信任。不信任的因素有：（一）媒體誇大（二）媒體缺乏查證（三）媒體商業性考量：收視率。

從以上媒體與其他部門的互動中，可以歸納出主流媒體的象徵暴力手法。主流媒體與其他媒體相比，傳播範圍廣、訊息傳達能力佳，不受限於政府的官僚體系，也比一般的商業廣告有更全方位的影響，因此不論政府或企業，都必須服從於主流媒體的傳播體系，不論使用置入性行銷或併購媒體[1]。

對待公民團體，主流媒體掌握人民主要的消息管道，用不報導、少報導的方式壓迫公民團體。即使公民團體可以透過號召，形成2012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但當運動持續一陣子，關注度漸漸下降，主流媒體只要消極地不追蹤報導，或透過報導角度的操弄，讓主要觀眾漸漸淡忘媒體改革的議題，就可以維護其象徵地位。

主流媒體對台灣人民的象徵暴力，是大型媒體複雜作業流程的專業權威，這種權威會讓人民對媒體報導內容有基本程度的信任，儘管細節可能出錯，人民還是抱持「無風不起浪」的心態看待媒體報導。此外，主流媒體在生活中的大量暴露與最基本的報導動作，也不斷奠基主流媒體的象徵權力。最後，台灣人之缺乏社會信任也是主流媒體維持自身象徵地位的環節，對人民而言，媒體不定是「熟悉的」，但相對陌生的社會，人民會傾向相信媒體內容，因此媒體也可能鼓動社會之間的不信任，一方面減少人民團結對抗媒體權力，一方面減少主流媒體在訊息權威上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