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C E-Paper vol.180-生活花絮
透過布列松的攝影，看1949與今日台灣 的 圖畫書在政治與公共議題領域的角色 2020經典閱讀－歷史學小論文 作者魏旻咨
提供政治宣傳圖畫書給兒童閱讀的流動書車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攝於上海，1949年9月
藝人隋棠作為「《蝴蝶朵朵》種籽講師」，替小學生們上課，為兒童性侵害防治努力
壹、前言
攝影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鏡頭下，當年甫掌握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以流動書車散佈圖畫書，向孩童進行政治宣傳，而孩子們坐成一排，饒富興味地看著，甚至後頭沒拿到書的孩子，也擠向前想從他人手裡一探究竟。在那個戰火紛擾的時代，對民間的政治宣傳，是檯面上砲火相交之外，官方勢力所採取的心理戰，圖畫書為何會成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孩童進行政治宣傳的媒介？而將鏡頭拉回現在的臺灣，圖畫書此種媒介，在今日的臺灣是否仍被用於政治宣傳，又或是轉而運用在其他公共議題上？
以下將會從布列松鏡頭下1949戰亂的中國開始，對比今日承平、民主社會的臺灣，來檢視圖畫書此一媒介在不同時代脈絡扮演的角色差異，並探討圖畫書在政治、公共議題領域的影響與變遷，在臺海兩岸以外的地區，也援引冰島的例子，以冰島國立博物館中的圖畫書展品，作為對照。
貳、名詞定義
「廣義的圖畫書中包含圖與文字以說明或解釋事物者，即可稱為圖畫書；狹義的圖畫書則必須以兒童為出發點，版面配置大幅圖畫與少許文字搭配，圖文相輔相成，以引發學習興趣。」（徐素霞編著，2002，14；引自洪葦聿，2014）圖畫書由於形式眾多且由於翻譯差異等因素，有著不同名稱，此篇文章所指圖畫書兼採以上定義，以為兒童創作，且兼有圖文的書籍為討論對象，其中包含繪本、童謠集等。
參、正文
一、1949中共治下的中國，圖畫書的角色
（一）戰爭時期，全面性的心理戰
1949年中國共產黨甫取得中國本土的政權，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事尚未停歇，除了檯面上的炮火相交，心理戰也在民間展開，而從布列松的攝影作品中能夠得知，圖畫書在這場戰爭中，也佔有一席之地。
「Janowitz（1960）指出，現代戰爭必須動員大量軍民，但其成功與否的關鍵主要繫於民心士氣（morale）如何維持。」（方鵬程，2010）中國共產黨當時利用流動書車，沿街發放政治宣傳圖畫書，可視為其在國共內戰期間政權尚不穩固時，維繫民心的一種心理戰策略，當時中國共產黨採用圖畫書此一媒介，針對孩童進行政治宣傳，其顯現的，正是戰爭時期政治宣傳、心理戰的全面性。可以想見，此時作為政治宣傳手段的圖畫書，其中內容多半是強烈劃分敵我，美化己方而醜化敵方陣營的內容，透過激起仇恨與對立，來強化讀者對當權者的信心，同時正當化當權者的治理與戰爭行為。
（二）以圖畫書為媒介的政治宣傳
剖析當時時代背景，時值戰亂，對於多數家庭而言民生需求的滿足或為第一要務，是以能夠推測非知識階層的民眾，多半鮮有餘力去購買圖畫書給孩子，而在教育並不普及的戰亂年代，對非知識階層的民眾而言，只要有文字內容的印刷物，常被視為一種知識的來源，對當時的孩童來說，圖畫書不僅是難以企及的一樣娛樂，更是知識的載體、學習文字的媒介之一，是以透過沿街發放，頓時使圖畫書唾手可得，孩童也爭相一睹為快，而孩童家長也不會將圖畫書視為該被禁止的事物，在此前提下，沿街發送的政治宣傳圖畫書，對於當時孩童及其家庭而言，是相當能被接受的。
對當權者而言，針對孩童進行宣傳，不僅因為戰爭時的心理戰必須顧及所有群眾，使孩童從小接觸當權者鼓吹的政治立場，也有助於往後的統治，而圖畫書的特色在於，由圖文共同傳遞訊息，通常淺顯易懂而有故事性，用於政治宣傳，能夠使孩童輕易地理解其宣傳主旨，透過圖畫書不僅能達到有效的宣傳，甚至也能使孩童自然而然接受當權者的政治立場與主張的目的。
二、今日臺灣，本土圖畫書之於公共議題
(一)承平的民主社會
在如今直接民選已行之有年，且長時間無戰火紛擾的臺灣，已幾乎不可見如昔日中國共產黨那般，以圖畫書來針對孩童進行政治宣傳的現象，這樣的不同之處涉及現今宣傳目的及對象的改變。
1949時的中國，正值兩軍交戰，政治宣傳作為心理戰的一部份，透過醜化敵方、激起仇恨等方式，來正當化戰爭行為，並穩固民眾對當權者的信心，而如今臺灣的政治宣傳，則主要以搏取選民認同、爭取選票為目的，雖於新聞媒體上仍見政黨間爭鋒相對的口水戰，甚至是造謠抹黑，然而其本質終究在提升選民對己方的好感、拉低對對手的印象，以此爭取選票。政治宣傳的受眾在這樣的政治體制運作下，自然也從全民，變為以選民為主，由於孩童尚不具選舉權，是以如今各政黨、政治人物，鮮有以孩童為目標受眾的政治宣傳，此外，沿街發放政治宣傳性質的圖畫書，不僅在資訊傳播的效率上遠不及電視媒體與網路，其受眾也並非會去投票的選民，是以今日在臺灣幾乎不可見圖畫書被用於政治宣傳，或可歸因於此。
(二)今日的圖畫書在公共議題領域的作用
圖畫書雖不作為政治宣傳的手段，但於公共議題領域仍可見其身影，現今有許多本土繪本創作者，將對於孩童而言較為嚴肅、難以理解的公共議題，以深入淺出的敘事，轉化成繪本創作的內容，以此來教育孩童，讓孩童自小能培養對於某些議題的警覺意識，以及對某些議題的思考。
如繪本《蝴蝶朵朵》（幸佳慧著），作者從關心兒童權益出發，以熟人性侵害議題為主軸，期望以此繪本來教導孩童建立身體界線的觀念、培養對於性侵事件的警覺心，以及遇到類似事件該如何面對。又如《說好不要哭》、《愛唱歌的小熊》（吳易蓁著）等繪本，作者從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角度出發，以繪本中常見的擬人化動物白色恐怖中的人物，也透過劇情、圖像暗喻白色恐怖當時的情境，以此向孩童述說過去那段沉痛的歷史，同時建立正確的人權觀念。這些繪本在傳播方面，不同於政治宣傳無差別的沿街散佈，而是經過相關單位系統性地推廣，讓繪本主旨能被正確解讀與傳遞，例如勵馨基金會以及國家人權博物館，分別針對《蝴蝶朵朵》與白色恐怖主題繪本培訓講師，走進校園或在不同場合為孩童上課，也舉辦各式推廣活動來讓更多孩童能夠接觸到相關的議題，並鼓勵其從小對這些公共議題建立正確的觀念與思考。
本土繪本創作者將公共議題融入繪本題材，可以看見在今日言論自由、公共議題被密切討論的臺灣，逐漸意識到要培養孩童建立對於各式議題的觀念，圖畫書於是成為這其中的媒介，輔助著孩童的教育。
三、冰島國立博物館常設展，同一本圖畫書，不同眼光
在冰島國立博物館的常設展中，展出了由冰島童書繪本畫家Muggur擔任插畫的美國童謠集《黑人男孩》，這本童謠集於1922年初版，當時在此書中的黑人小孩，被帶有戲謔、醜化的筆觸加以描繪。然而其影響不只限於閱讀的孩童，乃至整個社會，從與這本書一同展出的報章雜誌上，更可見書中帶有偏見的描繪被廣泛應用到其他傳播媒體，反映了當時冰島社會普遍存在的種族偏見，而這樣的偏見不僅透過繪者之手投射於兒童讀物上，此書上的插畫更進一步加深了整個社會對非裔族群負面的刻板印象。
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顯現出人權與平等的價值逐漸為世界各國所重視，冰島社會也隨著時代發展，開始反思種族偏見的問題，冰島的國立博物館將這樣的兒童讀物，規劃為展覽的一部份，帶領民眾省思過去以異樣眼光看待特定種族的歷史。花亦芬教授在其著作《像海洋一樣思考》中提及，博物館策展時舉Muggur繪製的《黑人男孩》為例，不僅回應了這本童謠集於2007年時重新出版的爭議，也「檢視了冰島的兒童讀物至今仍存有若干種族偏見，並藉此提醒大家注意，這個現象不該繼續被漠視下去。」（花亦芬，2017）
Muggur所繪的《黑人男孩》，同樣作為兒童圖畫書，它在過去標誌著對特定族群偏頗的眼光，其中的圖畫在各式傳播媒介中成為對特定種族不正當的標籤，也間接助長了社會上的惡意，卻在重視人權與平等的今日，透過博物館策展團隊的巧思，成為了警惕世人的教材。
肆、結語
從今日的臺灣看回1949的中國，圖畫書在戰時作為政治宣傳，激起仇恨與對立，而今不再為政治服務，轉而在公共議題的領域上，輔助孩童教育，教導孩童對於不公的反省、對於權益的重視。而在冰島，同一本圖畫書，跨越了種族偏見到重視人權與平等的時代，在過去雖也助長族群間的對立、偏見，而今則被用以反省整個社會種族偏見的現象與歷史。
圖畫書是以孩童為主要受眾的訊息載體，它穿梭在不同時代脈絡與文化之間，各有著不同角色，過去曾被用於深化仇恨與對立，然而時至今日，至少在承平的民主社會裡，圖畫書漸漸在教育上發揮重大的功用，從傳播偏頗的觀點，到傳遞平等的價值，更讓其他應被重視的議題、曾經被漠視的權益，有機會被孩童，乃至於其他社會大眾了解。
伍、表格統整
陸、參考資料
洪葦聿（2014）。臺灣政府出版之兒童圖畫書出版調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
方鵬程（2010）。總體戰爭時期與冷戰時期的宣傳戰。復興崗學報，(98)，51-78
花亦芬（2017）。像海洋一樣思考。先覺出版。
國家人權博物館官網：https://www.nhrm.gov.tw/
李佩璇、蘇岱崙 （親子天下）（2019）。熟人性侵占兒少性侵9成，勵馨將擴大培訓蝴蝶朵朵種子講師。2020年8月12日，取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0777-/
隋棠擔任《蝴蝶朵朵》種子講師照片來源https://tag.analysis.tw/news/ebc/132283/
